沙叶新:为何“天下相率为伪” 2010-01-30 转载 引用:0留言:0

朱镕基视察《焦点访谈》赠言被更改

几年前我访问台湾,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,他说:“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,主要不是兵力,不是武器,我们是败在了 共产党的宣传。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。”他还说:“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,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,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 我们国民党了。”我听后愕然。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,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——某段时间内,两岸为 了宣传,都不顾事实。

在共产党执政的各国领袖中,像这样有过新闻学求学经历,办过报纸刊物,当过宣传部长,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 验,且在主政后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,也许毛泽东是唯一的一位。毛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、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。他在军事上 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,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。

但此后我们的宣传媒介变得越来越标语化、口号化,越来越不讲事实,越来越不讲道理。连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来打动人的 文学艺术,也充斥着标语和口号,有时甚至变成了粗鄙的宣传。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,有几个品种是世界各国少有的,那就是“宣传画”、“样板戏”和“革命歌曲 ”,它们至今并未完全在中国绝迹,尚有变种存在。这些政治标准第一的作品,其实只是涂上油彩的口号,谱上旋律的标语,穿上戏装的宣传品。把文学艺术纳入宣 传网络中,使得笼罩在这个网络中的人,读的报纸是宣传,看的电视是宣传,听的广播也是宣传;在这网络中的宣传媒体,唱的、画的、表演的也都是宣传。人们耳 目所及,无一不是宣传。

1998年10月7日,朱镕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,特意为《焦点访谈》赠言:“群众喉舌,舆论监督,政府镜鉴, 改革尖兵。”陪同视察的某位部长连忙修正朱基的赠言,把“群众喉舌”改为“党的喉舌”。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。事后这位部长还辩解:“群众喉舌和党的喉 舌是一致的。”既然一致,何必更改?

林彪的“真话”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”

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,建国后一段时间内也是谎言多多。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“大跃进”期间《人民日报》刊载的 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的神话。为了证明这种“真实”,《人民日报》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,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欢呼。 此事已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。再如“文革”,明明是浩劫,当时就是不承认,还拼命说瞎话,都已经民不聊生,面临崩溃,还说莺歌燕舞,流水 潺潺,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,歌词仅一句: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!”曲调像争吵,旋律像号叫,“就是好,就是好!”翻来覆去,不厌其烦。

即便平常岁月,为了宣传,媒体也像是灶王爷,上天言好事,下地保平安。所以报道中“多报好事,不报坏事,无所事事, 保证没事”,通讯里“成绩讲够,经验讲透,好事尽凑,高帽尽扣”,以致“新闻八股”充斥媒体:“会议没有不隆重的,闭幕没有不胜利的;讲话没有不重要的, 鼓掌没有不热烈的;决议没有不通过的,人心没有不振奋的;接见没有不亲自的,看望没有不亲切的;班子没有不团结的,群众没有不满意的;效率没有不显著的, 成就没有不巨大的;抗洪没有不英勇的,抢救没有不及时的。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,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……”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?

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之后,在其居处查出林手写的一句话: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。”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揭出示众,当作林彪个人的“处世格言”加以批判。其实这是林彪从政经验的总结,是他的一大法宝。

如果事事说谎,反倒没什么欺骗性。大事、重要的事往往说谎,小事、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,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。从整体上说,某些媒体的这种“部分的真实”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。

媒体如果说谎,人们面对媒体时也会以谎言相对。媒体制造谎言,也同时制造说谎者。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,只要记者问 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,几乎所有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“标准答案”,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,不但观点一致,连所用词语也大致相同。当 然也有说真话的,但难有播出机会。

能把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、整齐划一,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、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外,最主要 还是因为恐惧。某市召开人大会议,市委书记事先要求人大代表在开会时都说真话。为保证这一点,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,他说:“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 真话了。”为什么不敢?也是因为恐惧,只得说假话。连人大代表都如此,何况平头百姓?所以“天下相率为伪”。

正因为“天下相率为伪”,每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,毫不愧疚。说谎者在说谎之前还常常特别郑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:“我可以很负责地说。”毛泽东在批判胡风时曾说:“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,他们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。”这句话转赠给如今的一些官员非常合适。

“谎言重复一千次便成了真理”。其实何须千次,谎言仅须一次的坚定,也会成为“真理”。因为谎言说的都是“官话”, 这种“权力话语”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,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,久而久之,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。一旦“谎 言成为准则”,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:“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。”当大多数人都不以说谎为耻,不为之脸红,以至说谎成为本性、欺骗成为准则,那么一个毫无诚信 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。这就太可怕了。到了这种地步,不论再怎么悠久、再怎么辉煌的民族,也有危险。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。

封锁与屏蔽的后果是什么

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结果之一,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。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。

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。

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,某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,就是立即封锁消息。如果实在难以隐瞒,便尽量缩小对损失的报道。

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灾难过后,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,把丧事当喜事办:一是表彰英雄模范,二是感谢各级领导,三 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。于是锣鼓喧天,皆大欢喜,至于教训、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。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,中国人民 仍然是不可战胜的。可悲的是,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,而是化为麻木;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,而是成为庆祝。

须知,你可以一时欺骗部分人,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,但是,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。毛泽东这句话说得对:“隐瞒是不能持久的。”

第二类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“负面”的批评。

为了封锁消息,以致有的地方宣传部门有时成了“不宣传部”。某市市委宣传部曾在一天内下达十二道金牌,急急如律令, 这个不能登,那个不能报,使得媒体高度紧张,生怕触犯禁令。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,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,从银行被抢到交通事故,从酒店失火到烤鸭店被 告,等等,皆禁止报道。有的禁令还具体到人,比如不要炒作影星某某某的案件,不要报道学者某某某的活动和观点……确实盯得紧、管得宽。

对国内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,对国外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。过去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,中国公民不能 收听短波,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,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。那时收听短波就是“收听敌台”,有敌特之嫌,也确实有人因“收听敌台” 而遭受牢狱之灾。如今看来,太难想象,连听也有罪!

后来有了电视,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,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。1980年代以来,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 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,深圳、广州、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,大都收看香港电视,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,少有呆板的说教。但每当香港的一 些电视台的荧屏上出现所谓“不良信息”和“敏感画面”时,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,使得民众啧有烦言。某段时间内,为平息民怨,据说一旦出现删剪时,便立即在 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:“根据上级指示,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,不便之处,敬希谅解!”(现在的屏蔽办法似乎又“聪明”了些:插入“黄山迎客松” 等风景画面,或者插播香港电视公益广告)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,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,不得已而为之。

再后来有了电脑,有了互联网,信息更加丰富快捷了,这是上个世纪的伟大成就,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,可我们偏要设置一道道防火墙,禁止信息全球共享,禁止信息自由传输,封杀“不听话”的网站,甚至连Google这样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。

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。比如林彪出逃事件,上头要求“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”,所以很多人 只能道听途说,小道传播,而且越传越离奇,越传越荒唐。有些地方甚至传为:“林彪和另一个(林立果)老婆都摔死了。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(温都尔汗),林 彪后面还跟着一群(叶群)人,死了好多……”

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,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。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,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?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,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。当一个国家在政治笑话里成为主角时,其形象就可想而知了。

新华社有没有“把地球管起来”?

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,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,宣传上的保守、僵化、浮夸、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,但从长 远看,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。改革开放后,中国历经曲折,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,尤其是加入了WTO,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,如果宣传工作 延续以往的路线,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,将阻碍国家的繁荣和发展,也将难以维持国家的稳定。中共十六大以来,多位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, 要进行政治改革——宣传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、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早在1955年,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:“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。”到目前为止新华社已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设立了分社、总分社,拥有驻外记者、编辑数百人,但有没有真正“把地球管起来”呢?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?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 华莱士采访时说:“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,但我毫无办法。”(2000年,江泽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 访)

近几年,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,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,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 体。信息再也难以封锁,隐瞒再也难以奏效。一些清醒的宣传家,早就知道很多国人如今是什么都不相信了,至少是不再相信宣传。老资格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晚 年反省说:“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长,只干了一件事:整人。整完了这一批,再整另一批。”

知情权曾是非常敏感的问题,数十年来我们从不承认。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。如今提倡知情权,意义不小,但新闻自由、信息共享、舆论开放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,不再是宣传时代。市场上有个规律,叫卖得越响的东西,就越有可能是假货。只有假的,才要宣传。 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即便有宣传的必要,也要在一个信息共享、媒体真正成为社会公器的条件下宣传。允许你宣传,也要允许我宣传,允许他宣传,允许大家都能 宣传。要众声喧哗,不要一家独唱。那样的宣传才是公平的、公正的,才有可能鉴别,才有可能判断,才有可能接近真实,才有可能避免欺骗,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启 迪民智、凝聚民心的作用。


首发:原载于《同舟共进》2009年第12期

留言

发表留言


只对管理员显示

引用 URL
http://zhouzi.blog125.fc2blog.us/tb.php/2-2e15d251
引用此文章(FC2博客用户)